两年前地方债务遭遇银行贷款严格限制之后，地方债务转移至银行表外通过城投债、信托等理财产品形式滚雪球式扩张。

这是因为，负债扩张和收缩与投资同向变化。2003年至2012年，我国热点城市房价上涨十倍以上，而同期全国名义GDP增长不到五倍，这还没有剔除30%以上的物价涨幅因素影响。

截至去年末，全国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62.99万亿元，是2003年末的3.96倍。去过剩产能则涉及企业转型和升级，但实物机器设备对应着金融债权，所以转型也往往意味着金融机构金融债权的落空。虽然债务风险总体不高，但部分地区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较大，债务偿还期较为集中，债务形成及偿还可持续性较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产品面向全球供应，带动了社会投资高速增长。当外部需求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急剧下降时，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就格外突出了。

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房价收入比在4至6以内较为合理，房屋租售比在200到300以内表明区域房产运行状况良好。全国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不到四倍。毫无疑问，习近平和李克强完全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所以改革已经不是要不要的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别无选择的课题。

与此同时，许多国有公司仍然缺乏竞争力，有些受国家财政补贴的公司，则可能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通过提高价格来体现能源的真实成本，这有利于促进中国企业提高效率，也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推动环保型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由于中国缺乏成熟的地方债券市场和强大的地方独立税收基础，这很容易导致地方财政的混乱——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向地产开发商大举出让土地——这已经造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过热。信任危机先看第一个必要条件：国内的政治信任危机。

简而言之，外部的危机为中国改革派提供了推动经济和体制变革重大举措的机会。曾经推动了上世纪90年代最后一轮重大经济改革的许多促进因素，现在又在中国呈现。

中国官员解决经济减缓问题的办法还是离不开促进出口这老一套，而由于发达国家的需求下滑，中国的老办法当前已经举步维艰，难以为继。进一步讲，这些悲观主义者认为，即使中国新的领导人敢于大胆改革，但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严重到如此可怕的程度，以至于会压垮新的领导团队，使他们无法在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上达成一致。权衡上述两种选择，这一派观点认为，政局稳定方面的考虑将束缚新领导人对改革的决策。在80年代，包括放开价格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使中国从以计划经济为主经济模式，转换到了更多地依靠市场的方向上。

北京如果要解决老龄化社会的问题和从预防性储蓄中吸引消费需求，医疗保障和养老系统的改革都是当务之急。一种被称为经济犬儒派，他们认为改革的困难太大。例如，据最近的估算，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代价至少有2300亿美元，占全国GDP总值的3.5%。现在的习近平主席和新上任的李克强总理，他们已经表现出了与前任明显不同的行事风格。

但是，尽管中国经济在整个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一直保持了迅速增长的势头——这主要依赖于基础建设的投入和出口贸易的飙升——但在根本的意义上，中国经济实力还有待进一步壮大。事实上，进入200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成就确实非常显著，以至于在前任领导看来，这种势头作为过去几十年改革的红利，将会继续保持下去。

但是他们忽略了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中的一个启示：各种必要条件的组合加上恰当的时机，改革就会成为可能。第三个领域是社会福利体系，特别是医疗保障和养老。

资本密集型和出口拉动型经济模式所付出的代价现在看来太太明显，以至于谁也无法对之忽视或掩盖。这一方面的改革包括把基础设施项目的审批权移交给地方政府，大力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环节，特别是要禁止地方政府自行增加征收行政管理费用。相反地，许多国有企业已经成为耗能大户和环境杀手。在中国领导层换届已经完成的今天，这个国家以及全世界的经济面临着一个紧迫的问题：北京的新领导集团是否有远见卓识和意愿去重振停滞不前的经济改革？对这一问题，很少有人表示乐观。中国经济的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特色的权力下放经济改革的标志是什么？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中几方面的动态是改革进程的重要象征。

而且政府不能简单地依赖不断刺激的手段来推动经济，这样的手段只能加深中国经济不平衡的问题。这一问题将导致新一轮坏账的爆发，也许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迫使银行和垄断的金融部门不得不进行改革。

事实上，中国已经经历过一连串重大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在1990年代晚期朱镕基总理任职期间，改革的进展尤其显著。如果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选择三中全会这样一个时机宣布新的改革举措，这可能具有政治的象征意义：正是在1978年的那次三中全会上，中国市场经济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张赢得共识，引领中国发展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举例来说，据中国国家审计署的数据，全国乡、县、地区和市级政府共欠大约11万亿元（1.8万亿美元）的债务。朱镕基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利用这次危机提供的机会，实现了中国加入WTO这个谋划已久的目标，他们成功地推出了一个可靠的一揽子改革行动，这套改革方案既为中国公司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机遇，也对外国资本流入打开了大门。

北京之梦孤立地看，上述每一项改革都是温和的变革，但是它们的叠加效应可能会非常巨大。但是，要让这些意愿和决策得到切实的贯彻将会有更多困难。直到1992年，北京又开始了为恢复经济势头和民众支持而进行的努力。尽管正如前任总理温家宝指出的，中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但是之前的中国领导对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促进增长这一固有模式上。

这场风波之后，改革一度实际上处于搁置状态。另一个领域是能源价格，这方面的改革时机也已经成熟

新任总理李克强说过：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人们将拭目以待。这些变革也带引发了一波通胀压力和严重的社会不满，最后酿成1989年的风波。

事实上，进入200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成就确实非常显著，以至于在前任领导看来，这种势头作为过去几十年改革的红利，将会继续保持下去。但是，尽管中国经济在整个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一直保持了迅速增长的势头——这主要依赖于基础建设的投入和出口贸易的飙升——但在根本的意义上，中国经济实力还有待进一步壮大。

一种被称为经济犬儒派，他们认为改革的困难太大。北京之梦孤立地看，上述每一项改革都是温和的变革，但是它们的叠加效应可能会非常巨大。改革所涉及的范围、规模和深度最后将取决于中国新领导层所表现出来的胆略和紧迫感，而这些正是1990年代能够推出雄心勃勃的决策所必不可少的因素。特别是那些国有企业，对改革的态度更加消极。

但是在事实上，便宜的能源价格意味着中国工业缺乏提高效率的积极性。这场风波之后，改革一度实际上处于搁置状态。

这种观点坚持认为，由于保持政治稳定是中国政府的首要选择，所以不会推动事业体制的改革，以避免造成经济混乱和激化社会矛盾。中国官员解决经济减缓问题的办法还是离不开促进出口这老一套，而由于发达国家的需求下滑，中国的老办法当前已经举步维艰，难以为继。

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北京新领导人目前所面临挑战的严重性。但是地方政府宁可不惜代价地推动经济的增长，也不愿意增加环境治理的投入。